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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武大的外籍教师
2015-11-24 | 发布者: | 浏览量:

老武大的外籍教师

发布时间:2007-06-09 02:56 作者:王碧滢 来源:珞珈新闻网 访问次数: 1556

溯源洋教习

身为清洋务派领军人物的张之洞,创办自强学堂的宗旨是:“讲求时务,融贯中西,精研器数,以期教育成材,上备国家任使。”初设方言(外语)、格致、算学、商务四科。因师资匮乏,仅方言科可按日上课。张遂于光绪二十二年(1896)责成自强学堂总办蔡锡勇重订学堂章程,停办格致、算学、商务,一律改课方言。改制后的自强学堂,分英文、法文、俄文、德文四门,俄、德文始聘外籍教习;张氏又合并原附设于汉阳铁厂的矿化学堂入自强学堂,别设化学门,延聘原矿化学堂英籍教习骆丙生(H.H.Robinson)。骆丙生可谓“武大”历史上第一位外教,1889年即受聘于张之洞创办的广东西艺学堂,张氏督鄂时随行来鄂。一年后,自强学堂增设日文门,聘请日籍教习。

自光绪二十二年起,自强学堂共聘有汉教习10人,洋教习8人(学堂另有职员13人)。洋教习中,俄籍3人,德籍1人,日籍3人,英籍1人,均有较高学历,骆丙生是牛津大学硕士。洋教习中任期较长的是矿化学堂教习骆丙生: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(1896-1899);德文教习贝仑司多尔夫: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(1896-1899),贝氏是护军营工程队总教习,兼任自强学堂德文教习;日文教习柳原又熊: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(1898-1904,实已进入方言学堂)。

自强学堂及其后的方言学堂(1903年起改称)极其重视日文教育,聘请的外籍教员中日本人最多,且不局限于教授日文。方言学堂共聘有11位日本教习,2人教日文,2人当译员,1人教卫生,2人任助教,1人主编贸易报,1人教理化,1人教公法,1人教图画。其中竟有3人是军人出身。

大体上,戊戌变法前欧美教习居多,后日本教习渐多。自强(方言)学堂还派遣了大量学生赴日留学深造,触发了近代我国的留日高潮。不少自强(方言)学堂学子赴日本接受来自西方先进政治思想的熏陶和影响,回国后直接参与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首义。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本是为培养“备国家任使”人材,不少自强学子却成为封建王朝的贰子逆臣,这恐怕是在“大清”风雨飘摇的1909年死去的张之洞所无法预见和接受的。或许可以说,聘请洋教习,不仅对中国近代文化史、教育史有重要意义,也间接地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史添上了光彩的一笔。

由方言学堂演变而来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(1913-1923年),继承了聘请外籍教师的传统。顺应时势,学校聘用教师的合同制和课程设置等均仿自日本。这些先进的教育体制,对武大以后的发展曾经起到不小的作用。

自强(方言)学堂时期的外教,仅从学堂遗留的少量档案中可以略见其姓氏、国籍、任教时间等,他们任教时的表现、活动已无从考证。但武昌高师时期,外籍教师任教期间的表现,尚有幸从当时在校学生的追忆中窥见一斑。1915年入学的高启圭回忆,大二时武昌高师学生曾开会讨论,吁请学校开设两门课:(1)Public Speaking(公共口语),(2)Teaching Method of High Schools(高等学校教学法)。这两项请求初被校长拒绝,学校下学期却开设了Public Speaking课,由美国籍Balles女士任教。Balles女士年约五十余,身体很胖,哥伦比亚大学博士,教学法生动,把学生当作子弟看待,常邀请学生至其住所(西院女生宿舍,当时同学们称为“西宫”),在客厅座谈茶话,既沟通了师生感情,又训练了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。这一细节,使人感慨五四运动前中国青年学子的开放、自主意识之强,武昌高师校方(时任校长辛亥元老石瑛)治校的开明、民主,也令人感慨Balles女士这样的外籍教师对待学生的热诚和教学方式的生动。这些,即使在21世纪的中国大学里也属难能可贵。

1923年武昌高师改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,1924年改名国立武昌大学。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入武昌后,国立武昌大学与数校合并组建武昌中山大学。受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的影响,武昌中山大学所聘的外籍教师中,有五名苏联教授。

国立武大的外教

1928年9月,国民政府大BW1958.com正式改组、建立国立武汉大学。10月,湖北省教育厅长刘树杞兼代校长主持招考新生。1929年2月,国民政府任命王世杰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。王校长于当年5月到任后大举改革:延揽师资,筹建新校舍,改革课程设置,增设系主任(原来只设BW1958.com不设系)等。1931年底,国立武汉大学开始迁往珞珈山新校址,次年2月所有院系全部搬迁完毕,3月新学期开学。此后,武大校务会议将3月3日定为校庆纪念日。从王校长主持校政到抗战爆发、武大西迁的大约8年时间内,是武大发展迅速、一跃而为中国一流大学的黄金时期。武大的外籍教师聘用也更制度化、规模化。

这一时期就任武大的外教主要有:格拉塞、捷希、培尔等。

格拉塞(Konrad Glatzer),德国普鲁士人。据《国立武汉大学一览》记载,格拉塞乃德国哈勒大学毕业,经考试为高等教授,曾任德国杜斯德布罗克实业语言学校教授,历任武昌方言学堂、高等师范、武昌大学、商科大学、中山大学教授。他在黄土坡(今首义路)特建一栋略有西式风格的房屋居住。曾有武大学生回忆,格拉塞经常与他的日裔妻子和两个漂亮女儿在校园内散步。格拉塞从1928年起,任武大文BW1958.com教授德文讲师,时已58岁。

《国立武汉大学一览》详尽记载了1932年格拉塞的开课情况。格拉塞为中文系、史学系及哲学教育系的一至三年级开设德文选修课,均为各BW1958.com公共课,每周三小时,各一年授完。一年级:讲授发音、拼法、简单之文法,选读浅近之作品;二年级:讲授比较复杂文法之定则,练习普通德文会话及选读浅近之名家作品;三年级:讲授较深之文法定则,普通应用字之构造原则,选读名家作品,及练习简单之写作。为外文系一至三年级开设德文必修课。同时为外文系四年级开设拉丁文选修课,这门课“为已习三年第二外语者而设,授发音、文法及初浅选读,有造句、翻译等练习。”

抗战爆发后,因格拉塞为德国籍,而德国是中国的敌对国,从1938年起他不再教授德文,而调任保管兼编辑。据说1937年他曾表示希望恢复国籍。1938年武大西迁远在抗战大后方的四川嘉定(乐山),格拉塞方举家返回柏林。武大德文课的继任教师之一王家鸿(另一人是冯承植)却正是格拉塞的得意门生。王家鸿1915年考入湖北省立外语专门学校德文预科第二期,学习六年毕业(1921年)。王家鸿的德文教授正是格拉塞。格拉塞介绍王家鸿到德商捷成洋行做翻译,从打字、簿记到翻译聚于一身;又教五个德商汉语,既增加收入,又多实习机会,并逐渐了解一次大战后德国文学发展趋势。两年后,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成立,格拉塞受聘为德语教授,请王家鸿做他的助教。王于1928年赴德国就任国民政府驻德使馆外交官,同时就读柏林大学政治经济系,1933年获博士学位。抗战时,王家鸿曾任四川大学、武汉大学德文教授;抗战胜利后,出任驻瑞士使馆参事;去台后曾任台湾驻奥地利、比利时等国使馆外交官。68岁退休后,仍在华冈文化BW1958.com任德国文学史教授15年,后移居西德,于1998年102岁高龄去世。可以说,没有格拉塞,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大学教授、著名外交家王家鸿。

格拉塞在中国武汉居住了30余年,在武汉的几乎所有大学都教授过德语,弟子众多。在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后的十年间,格拉塞一直是讲师待遇。当时武大教授的薪俸分为九等,自300元至500元大洋,且规定凡“著有成绩者二年得进一级”。而讲师是以授课学时计报酬的,本科每学时5元,预科和通习课(公共课)每学时4元。时物价低廉,格拉塞以讲师收入得以供养妻子和两个女儿。

捷希:女,奥地利维也纳人,1935年10月来校任文BW1958.com外文系教授,1936年《一览》记载,捷希教授“英文及作文”一年,每周四小时——“本学程合作文,修辞,及散文选读于一学程之中;作文时有应用修辞原则并取法名家杰作之机会;研究修辞及选读散文时亦便纠正文课中弊病,选读散文之体裁既广,作文择题尤随时变换;文课之外又鼓励简短演说,使学生得尽量发展其特长,弥补其缺点。”同时为四年级学生开选修课“拉丁文”,每周3小时。1936年开设“语言学”课,每周3小时,一年授完。为文BW1958.com中文系、外文系二年级开设“俄文”选修课。1937年开设“外国语教学法”,每周二小时,一年授完。捷希1938年武大西迁时离职。

朱利安·培尔(Julian Bell,M. A.,又译贝尔、拜尔),英国人,毕业Cambridge Writer research Student,1935年9月任文BW1958.com外文系讲师。当年开始为三年级讲授“高级英文及作文(一)”,每周三小时,一年授完——“本学程分读,语,作三项。读物大半取自最近之著名散文家,使学生明了并学习英文最近之趋势及风格,至于语、作两方面,在使学生能用准确流利之英文发表己见。”为四年级讲授“高级英文及作(二)”,每周二小时,一年授完——“本学程之目的在求学生应用英文之纯熟与正确。借镜于当代名家杰作,以修炼学生之文格。作文之外并练习演说。”开“萨士比亚”课,每周三小时,一年授完——“本学程取萨氏主要剧本数种分类研究,并及其时代背景、剧场情形等,使学生对萨氏得正当的认识和欣赏。”为二年级讲授“近代文学及其背景”选修课,每周3小时,一年授完——“本学程以英国近代文学为主,旁及欧洲诸国。以1890年至1914年欧战为第一期,1914年至现时为第二期。讲述每时期中之重要作品,并说明其潮流趋向,时代背景。学生必须选读指定之读物若干种。”1936年增设“文学批评”课,每周3小时,一年授完——“本学程用历史的系统,研究西洋文学批评之原理及派别沿革,自希腊罗马以下,经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,以至近世。包含讲演及选读名著”。

1937年,放牛娃出身的叶君健考入武大外文系。培尔很赏识叶君健的语言天赋和创作才能,主动帮助其提高英文。叶君健在校时自学世界语,培尔还将叶创作的世界语小说集推荐并寄给英国《新作品》杂志,称赞叶是个“真正非常出色的年轻人”。正是培尔的赏识和激励,给了青年叶君健奋发学习、创作的动力,后来成长为著名作家和翻译家。培尔1937年4月回国,不久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内战并不幸遇难。他的初衷,想必是为了自己的“反战良心”。

培尔出身于英国文学世家,姨妈是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,母亲瓦内萨·培尔(Vanesa Bell)是一位著名美术家,父亲克立夫·培尔(Clive Bell)是戏剧批评家,培尔本人来华前是英国成名诗人。瓦内萨与弗吉尼亚两姐妹在伦敦布鲁姆斯伯里(Bloomsbury )区戈登花园广场四十六号的居所,一战前就成为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地点,其中画家与美学家特别多,艺术色彩很浓,也有作家、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,被称为“布鲁姆斯伯里派”。他们持反战立场,登记自己的身份为“良心反战分子”。凯恩斯当时也是这里的常客,他的《精英的聚会》一书中有专章(第34章)谈到朱利安·培尔,称培尔“作为一名卡车司机加入了在西班牙的英国医药联合会。1937年7月18日当他在布鲁内特前线驾驶他的救护车时,被来自一架叛乱飞机的炸弹炸死。”

培尔是由中英庚子赔款出资聘来武大的,出面邀请他的是文BW1958.com院长陈源(字通伯,笔名西滢),因为陈源先生1912年至1922年留学英伦时,与“布鲁姆斯伯里派”有往还。培尔在武大的两年多,经常光顾陈源家,受到多才多艺的女主人,“珞珈三女杰”之一的凌叔华的热情款待,使这位习惯于英国文人沙龙生活的青年备感亲切与温暖。

培尔1937年7月在西班牙战死后,外文系为其开追悼会,时间约在1937年初冬,地点在文BW1958.com最大的第一教室。当晚,陈源先生以文BW1958.com院长身份出席,且以院长加朋友的身份讲话。他说了一些培尔的家世,和这位青年诗人创作上的成就,评价培尔本是很有希望的作家,“但是不知怎么忽然跑到西班牙去了,而且牺牲了性命。”这句话引起会场左派学生的嘘声。陈源先生一走下讲台,一位左派学生就冲上台大喊:“培尔是为主义牺牲的!”随即开始反击陈先生的发言。而陈一言不发,且坚持在场下就座,直到追悼会结束,其涵养令人叹服。

此一时期在武大任教的外籍教师还有:Mrs.Helen D.Ling:美国人,1929年,28岁,不久离任。安得孙: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,1930年,讲师。D.Hill女士,英国人,伦敦Froebel Educational Institute毕业。1930年12月离校。伊尔文(又称欧尔文),英国人,文BW1958.com外文系讲师,1934年8月来校。毕业于Cambrdge University-Trinity College Queen's University Kinston Canada。为四年级开设高级英文及作文、萨士比亚、散文三门课。由“国立武汉大学政治学会”所编辑出版的《珞珈月刊》第二卷第二期(1934年10月出版)的专栏“珞珈消息”上,曾刊登一则趣闻,题为“欧教授健谈”,讲到:伊尔文年青时参加一次大战,现在虽教授文学,课余往往拉住外文系教授大谈当年自己冲锋陷阵的故事,洋洋洒洒三四个小时。教授们大为所苦,就生出一计,替他介绍闲谈的朋友。编辑部建议爱好文学又想练习听力的同学前去一试。胡格理,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人,1936年4月来校任文BW1958.com外文系讲师,接替捷希,讲授“英文及作文”、1937年教授“基本英文”。1938年6月离职。哈维(Leo harwey),英国人,1937年10月来校任教授,1938年3月离职。教授“英文及作文”、“高级英文及作文(一)”、“高级英文及作文(二)”、“近代文学选读”。武大于1938年3月至6月间陆续向四川迁校时,外籍教师悉数辞职而去。

嘉定时期的外教

从1938年8月至1946年6月,武大师生在四川嘉定(乐山)度过了8年的艰苦生活。当时武汉大学主要聘请了两名外籍教师:李那和杨安妮。

李那(George H. Rainer,又译李纳、里那),英国人,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报务员,战争结束后流落远东澳门,曾任澳门官立学校英文教员19年。1938年12月来嘉定外文系任教授,教授过三门课:“英文及作文”,每周4小时,一年授完;“高级英文及作文(一)”,每周3小时,一年授完;“萨士比亚”,每周3小时,一年授完。李那也是陈源委托在香港工作的落花生(许地山)教授特聘来校任教的。李那身材高大瘦削,满面长须,类似西方天主教神父的形象,却喜欢穿廉价的黑色或蓝色中式长衫。他曾对学生讲,穿上中式长衫,令他觉得沾了神秘的“仙气”。他没有受过传统的高等学校教育,但会讲一口地道的伦敦口语。当时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,教务长朱光潜,训导长赵师梅,以及院长教授们,多数曾留学英美,深知聘一位标准发音的英语教师对学生学习英语的重要性;况且战时后方条件艰苦,交通、通讯不畅,难以广泛征求人才,故而李那得以中选。作为大学基础英语教师,李那无疑是十分合格的。他教学认真,每堂课自始至终用英语讲解,特别是他标准的伦敦英语发音,使学生受益不浅。他永远是笑容可掬的,因此受到学生的尊敬。因为曾久居澳门,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,但学生听不懂,通常还是用英语交流。外文系1939级借读生王陆回忆,外文系学生有个外语学会,每年都演出英文戏剧,李那曾给予热情指点。但很显然,他在外语系教师中是孤独的,因为,那些留学的洋博士、硕士有教授职称,是不屑于与他这样一个没有学历的大学教师交往的。李那服务于武大的9年中,始终只是个讲师。

经济系1939级学生丁宗岱曾回忆:“外语系助教吴志谦同李那先生的交往较多。当时师生生活清苦,每周难得吃顿肉菜。有一时期,我也打破师生界限,被邀请参加他们轮流做东到饭馆‘打牙祭’的行列,生活上增加不少乐趣。”嘉定时期教师们的居住条件很差,李那住在城外青衣江浮桥对岸的一所茅屋。丁宗岱曾应邀到他那个茅屋住了两三个月。李那患牙周病,不肯服药,用酒来治疗。但他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精神支柱是强烈的,而且充满自信。他对丁说:“你们大学生从小学一步步走进大学校门,而我却从大学教师起步。” 李那非常喜欢饮中国酒,每次至少饮四两。李那好学,尤其是学写汉字。有一次他写信给已到成都的王陆,问成都有没有他放“鋪蓋”的地方——真难为他,能写出那么多笔画的汉字来。抗战胜利后,李那到安徽大学教书,1951年路过上海去香港、澳门,之后不知所终。

杨安妮(又名玛丽·安妮,杨玛丽),瑞典人,文BW1958.com外文系德文女教授,讲授课程为Die Deutsche Sprache。杨安妮碧眼金发、风姿绰约,是全校师生瞩目的人物。她教学要求严格,带领学生进行德语对话练习,教书育人的风范深得全校选修德文同学的景仰。

杨安妮的经历颇富传奇色彩。1922年,在法国巴黎大学专攻美术的瑞典贵族女子安妮·玛丽,与北平朝阳大学毕业、到巴黎大学攻读法学博士的中国才子杨茂修(名畅然,字茂修)相识并相恋。他早有封建包办婚姻,无法与她成婚也无法说明原委,遂在1929年拿到学位后不辞而别。安妮·玛丽追至上海,毅然嫁给杨,取中国名杨安妮。1935年杨茂修到北平任教于北京大学,杨安妮随行。夫妇与许多抗日将领(包括冯玉祥将军)过从甚密。1941年,校长王星拱发出一封英文聘书并亲自签名,请杨安妮到武大任教。杨安妮初来武大时,学生称她为杨安妮玛丽。

教学之余,杨安妮积极参与抗战宣传活动,经常传授一些抗日用语,指导学生编排英语版抗日活报剧。1943年冯玉祥将军、郭沫若先生到嘉定宣传抗日、募集资金,在武大筹备义演郭氏为抗战而创作的名剧《孔雀胆》,杨安妮为筹备小组成员之一。她动员保姆的儿子参军抗日,并赠金送别。1943年冬,在嘉定的一次献金支援抗日大会上,杨安妮牵着年仅8岁的小儿子杨艾南走上献金台,杨艾南将心爱的金色扑满小心翼翼地交给大会主席。这个洋妇人和“小洋人”的义举获得众多人士的热烈掌声,也深深感动了到会的一郑姓巨商,他当场以万元巨款买下这个扑满,又立即将它送还大会。与杨安妮在抗日大后方重逢的冯玉祥将军,有感于这个异国女子长期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,特书写对联相赠:“纪念木兰女,要学秦良玉”。武大一些教师著述一时不得出版,她除了自己解囊相助,还帮助多方筹款,朱光潜先生的一本美学大作的筹资名单上就有杨安妮的大名。

杨茂修1951年因被斗争,不堪凌辱而悬梁自尽。杨安妮这位把青春、爱情和大半生献给一位中国才子,对中国人民充满美好情谊的瑞典女子,1952年3月满怀凄凉,带着15岁的小儿子杨艾南离开洪雅,辗转一个多月回到瑞典投奔老母。21岁的大儿子杨庚生正在成都读大学,只好留在国内。杨安妮回到瑞典后仍致力于中瑞友好活动,曾担任瑞中友好协会理事。1982年秋,杨安妮老人去世。其子杨艾南,继承母亲遗志,现在是瑞中友好协会主席,为中瑞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不遗余力。七十多岁的杨艾南,虽高鼻深目、满脸络腮胡,是个标准“洋人”形象,却仍可以说一口地道的四川话。

40年代末的外教

黄微华兰,女,美国人Yarcey Collegiate Insitute Burnsville,N.C.W.S.A.Mercdith CollegeRaleigh N.C.W.S.A. 毕业,曾任中国东北大学英文讲师。1944年8月来武大外文系任讲师。黄微华兰1947年夏随武大复员回珞珈山,离任时间未详。

美国医学家密勒,大约在1946年底或1947年上半年来武大。当时武大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资助下,筹备成立医BW1958.com暨附属医院,密勒博士即联合国派来协助筹建的医学专家。密勒虽不是正式登台的外教,但当时武大一些非外语专业又对英文特别爱好的同学,都喜欢接近他,向他请教。密勒热情洋溢,有问必答,后来干脆对常去的十几个同学说:“你们以后每星期五晚上到我这里来聚会,这聚会就叫‘礼拜五俱乐部’(Friday Club)!”这十来人中有法BW1958.com杨逊、周关甫、杨树楷等,带着疑难问题请教他。密勒博士不仅耐心解答他们英语学习上的疑问,每次都在家中盛情招待,把自己亲手做的各种甜点趁热端出——学生们既得到精神的收获又得到物质的享受。他曾以林肯的《葛德斯堡演说》(Qettysburg Address)为范文,教“学生”朗诵。闲暇时他邀“学生”一起租乘游艇到东湖湖心亭游玩,年过半百的密勒纵身入水,其他年轻人也都“扑通”下水,情绪高昂。

1948年初,学校在武昌建立医BW1958.com附属医院之后,密勒即回美国。此后这几个“会友”还与密勒通信,每人写几页纸,谈自己学英文的心得体会、身边琐事和个人感想,合在一起寄给“会长”。而密勒也总是以“亲爱的儿子们”称谓他们,他的亲笔回信(从未使用打字机)亲切、郑重。杨逊与密勒通信的英文底稿,都请当时武大外文系主任吴宓修改过,因而他尤为珍视,一直保留身边。

外国友人在武大

在武大校史上,还有不少曾来到武大、帮助过武大的外国友人,对武大的发展做过贡献。

1920年11月,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博士来到武昌高师演讲,武汉政教各界及各学生代表齐集山顶风雨操场听讲,座无虚席,杜威博士演讲题为《明日之教育》。

如今被列为国家级优秀历史建筑的武大老建筑群,由美国建筑师开尔斯(F.K.Kalse)所设计,这已经是武大人耳熟能详的历史。当时还有两个外国人作为开尔斯的助手,参与了设计或施工。一位是波兰人列文斯比尔(A.Levenspiel),担任建筑结构工程师,负责新校舍的结构设计。另一位是德国人石格司(R.Sachse,又译萨克斯),襄助设计及施工,作为开尔斯的代表居住珞珈山一段时间。此时武大印行的“校友录”中,总是将开尔斯的大名列出,注明:“曾任建筑工程师”等字样。

1932年4月3日上午,联合国满洲事变调查团莅临新建的武汉大学参观。团长为英国李顿爵士,美、法、德、意等国代表各一,中方陪同者是著名外交家顾维钧。调查团对武汉大学如此宏伟的建筑,而以节俭的费用建成深为赞许,进一步确信日本代表在东京所言“中国乃长期落后之劣等民族”为无耻谰言(3月初调查团曾先赴日本)。武大的成就使中国提高了国际声誉。

1932年10月,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,代表德国各文化团体来武大赠送图书。

1933年5月,《日内瓦日报》主笔威廉·马丁博士来校讲演。10月,受英国各大学中国委员会派遣的英国牛津大学女子BW1958.com院长弗来女士,来校作关于英国政治教育及社会运动的专题讲座,凡三日。

1934年11月,英国专家斯曲克伦来校讲演。

1935年4月,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何尔康(Holcomb)来校讲学,为期3周。12月,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A. R. Redcliffe-Brown来校讲演。

20世纪30年代,世界教育学会会长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罗,德国研究热带病的施耐德医生,也曾来校讲学。

1943年3月,牛津陶德斯教授、剑桥尼德汗教授等来嘉定武大讲学。5月,英国著名学者、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来到嘉定武大访问,为师生作“生物化学”专题讲座。

1946年10月,中国工程师学会在珞珈山召开年会。开幕式上,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一行美国客人来到会场,随行的有美国恳务局总设计工程师萨凡奇等三人。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美国恳务局签有合约,计划从1946年6月1日起,合作设计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(简称Y.V.A.)。此次已是萨凡奇为此动议第三次来华。工BW1958.com土木系毕业的杨访渔、杨德功、杨贤溢、李毓芬四人,曾受命赴美国恳务局参与设计,但这项工程计划因历史原因中辍。

1948年9月初,美国医药助华会主席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葛古森,在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刘瑞恒陪同下来校访问,视察医BW1958.com及附设医院。10月,受校长周鲠生邀请,哈佛法BW1958.com院长庞德博士来校访问、讲座。11月初,伦敦中国基督教协会秘书史赖德牧师(Reverand Noel Slater)到校考察访问。11月末,纽约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驻华专员芳威廉(Dr.William P. Fenn)来校考察访问。(全文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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